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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哈金,前几年著有《战争垃圾》(《War Trash》)一书,原文以英文结撰,这是翻译过来的书名,就内容并书名而言,这可说是牵强生涩的译笔,还有翻为《战弃物》的,也较生硬。早有中文恰切的词汇却弃置不用。其实佳善而现成的翻译应是《炮灰》。

早有识者指出,近年来外国书籍中译本质
量直线下降。最深层的原因,乃在于译者的文艺素养,包括文学教育水平下降,导致翻译艺术日渐衰微。其间,症结出在中文的翻译而非国外原作的写作水平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翁戏剧中译本,多次重版,历年都采用朱生豪旧译。新译本不少,那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社方承认,朱生豪译著之所以历经考验,在于他驾驭中文的能力,而不尽是作为语言学家理解英文的能力。

阎克文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谈政经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译,他说这个中译本给读者制造的阅读障碍令人吃惊,里面出现了诸多罕见的翻译错误,由此造成的显性或隐性的破坏性影响可能难以估量……甚至将“圣·方济各的第三会”这样深具历史文化含意的短语或句子翻成“圣·法兰西斯的第三条诫令”,这和那些把孟子翻成孟修斯的译者一样,既能无中生有,也敢有中生无,下笔即错,错到离谱,令人浩叹。

阎先生经统计发现,根本性的错误共有一百三十二处,而中译本一共只有二百五十二页,平均不到两页即错一处,“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经典文本,其思想密度、知识含量和逻辑严谨性都具有高度凝练的性质,每一个术语、概念和词组在整个逻辑链条中几乎都是无可替代的”,但这样的译文却堂而皇之出笼了。

如阎先生所指出的错误,可谓触目惊心。当今如《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新译本,拜读之后几乎是一无所得,甚至所得信息完全错误,与原作的思想文采措置更全无关涉。这样的译本导致,他不说你还明白的,他一说你反而糊涂了。

民国初年引进不少思想文化类的欧西著作,但那时的译家,在译出原意之外,于趣味或思想,尚有种种增进。译者善于整体把握,细节尤其是抽象的哲学概念、新出的社会学概念,渊然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学术概念结合通融,或者产出新境,祛除生涩之病,颇有种种神来之笔。

据2006年10月的《南方周末》,介绍刘伯承早年留苏的经历,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面精通了俄文,其后陆续留下大量原创兵书,以及近两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好些军事术语经他翻译,成为确切不移的精品译文。像“混成旅”,当时部队开始合成,一个旅有步兵骑兵还有炮兵,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游击战”较早前来源于西班牙语,在国外通常称作“黑猩猩战”,系指丛林作战方式仿佛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都是他的妙译。

刘伯承的古文基础打于清末民初,其后戎马倥偬,似乎从未放松从典籍中吸取养分。

今天的译者,好比走山麓,只能慢腾腾令人烦躁地走下来,多的是一步一趔趄,偏偏倒倒,替他着急。不像民初的译者,他们可就有慢跑、快跑、攀缘、小憩的能力与功夫。

译家的修养不够,中文的似通非通,英文的一知半解,杂学或专业的捉襟见肘,导致译著惨不忍睹。就像香港歌星某,想请岳飞给她的歌曲填词一样,其实学界大师巨子也有类似情形。有人研究龚自珍,说他精通欧美的新思想,证据是,龚自珍的文中多有西方之学字样。江西师大的刘世南老先生看后一时啼笑皆非,指出这是一个瞎话和笑话。盖以西方者,在当时专指印度。而我们现在所谓西方者,那时叫泰西。

学界充斥这种荒诞离奇的无根游谈,今人的著作书籍,又怎么取信于人呢?好像潲水油之于食品一样,今人的翻译作品一样是不可信。

怕看翻译作品,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译者,他们乃“文革”后成长的一代人,板荡的年月正在吃奶——文化之奶水,所得文化渊源几乎为零,其间且有断奶、无奶、假奶、劣奶之虞,他们“学成”之后,所译述的文学、文化、学术、科技史等著作,多是词不成句,使其意义乖戾流失,或者前后截答错出,伤于凌乱破碎。他们的知识半径极为局促短小,影响到文采、思想绝无复现或再生的能力;而知识阵地又孤立孱弱,据点单一,操觚上阵,略无奥援,结果可想而知。

译文面目可憎,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那些从事翻译的人,不特中文水平可疑,也“坏在他们的英文不是很好”。中英文修养平平,“就很容易让两种语言发生混淆使用的情况”(《参考消息》2007年4月11日)。如此一来,其行文或不清纯,或怪里怪气。余先生建议他们攻读中国古典经典小说,作为补救,因为古典小说有个特性,就是白话与文言的比例刚好。建议得宜,不过言之谆谆,听之邈邈,他们哪有时间去实行呢?

就目前情形而言,有人以为译者水准下滑,跟幼年即开始学英语有关,“想要找到好工作,就必须会说英语。所有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哪怕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都要精通英语。拿到哈佛大学MBA学位的人成了大家效仿的榜样……”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不少名作家,如钱钟书、余光中、白先勇……都是外文系毕业,以及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的吴宓、吴芳吉等也可视为外文出身,又作何说?孙中山、林语堂、梁实秋都是早年学外语耗费大量心力,同时中文的涵养也向纵深开进,事实上是双向发展,齐头并进。可见关键还在于教育的文化取向、文化底蕴方面。在他们那里,两种或多种文化碰撞,悠然神会,那才真正可以体会翻译的妙趣,体会“中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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