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托尔斯泰带给中国千家万户——与草婴先生谈“文学翻译”

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我的翻译情结  

在草婴６０余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不仅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大名著带来中国，而且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世界文学家的作品带给广大读者。１９８７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大会上，草婴被授予了高尔基文学奖。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一生近千万字的翻译量令后生可敬可佩，自诩为草婴先生最忠实的读者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冯骥才就称他被“草婴先生感动了几十年”。前不久，第１８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召开，可能是考虑到年龄的原因，草婴等一批在沪的资深翻译家这次均没被邀请参加大会。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强烈地感觉到，他对翻译事业依然痴迷不悔，依然关心着相关人才的培养。  

记者：您前后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部翻译完，从而成为世界第一人。能不能告诉读者，您为什么如此钟爱托翁的作品？  

草婴：其实，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别人也翻译过。周扬先生就曾翻译过《安娜·卡列尼娜》。不过，他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而我看重的是原著翻译，用时下的话说，就是尽量保持“原汁原味”。我是从列夫·托尔斯泰的俄文原版直接翻译的，而且是全部的小说作品，这在世界上的确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做。  

对文学拥有“狂恋式爱情”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史上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作家。重情节、重典型、重写实、重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代，在他笔下达到的巅峰状态。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至今还在全世界文学类书籍中占据着印数第一位、出版次数第一位和翻译语种最多的桂冠。其作品的印数在早几年就已突破５亿册。所以他不仅仅属于俄罗斯，更属于全世界。   

“文革”前我曾翻译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也读了他不少作品，深深为其作品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所感动。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们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文革”中我受到迫害，被剥夺了写作权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这是我当时思考最多的问题。呼吁人性的回归，唤起人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更使我把目光投向了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伟大人物。  

记者：“文革”结束时，您已经５４岁了，当时要组建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上要您去当总编辑。这可是苦尽甘来啊。走上领导岗位，可以获得各种令人羡慕的待遇，可您却选择了拒绝。此后，立下宏志的您没有工资，没有职称，与孤灯为伴，是什么力量促使您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草婴：我首先考虑的是要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充分用在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这是我一贯的宗旨。能当社长、总编辑的人肯定会有不少，但搞翻译我就比较合适。我知道，要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４００百多万字，工程庞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与组织上说了，领导们最后答应了我的请求。就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卷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终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当年精心收藏的托翁文集珍本中的２００多幅精美原创插图，也第一次被收录在这套全集中。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  

记者：除列夫·托尔斯泰外，前苏联还有一位大作家肖洛霍夫也被你看重，在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您基本以翻译他的作品为主？  

草婴：对。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是继承列夫·托尔斯泰创作思想最成功的作家，他的很多写作技巧都是向列夫·托尔斯泰学习的。他１７岁开始写作，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短篇小说集《顿河的故事》。他的作品发展过程缓慢。１９２５年，他开始创作著名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一共四部，到１９４０年完成，用了１５年时间。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１９３２年开始创作至１９６０年完成，一共用了２８年的时间才写完。  

《静静的顿河》在“对顿河流域的史诗般的描写中，以艺术力量和正直创造性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获得１９４１年斯大林文学奖和１９６５年诺贝尔文学奖。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４日，肖洛霍夫百年诞辰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２００５年定为”肖洛霍夫年”。由此可见肖洛霍夫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  

１９５３年开始，前苏联《真理报》和《星火》杂志同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另译名《新垦地》），《世界文学》编辑部看到后便约请我及时地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同步翻译的工作一直进行到１９５９年其作品全部发表完毕。同时，我还应约翻译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顿河故事》等作品。后来又译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当我正准备着手翻译肖洛霍夫的长篇巨作《静静的顿河》时，文革开始了，一切计划由此打乱，应该说，这成为我终身一大遗憾。  

记者：对于您对俄苏文学的贡献，世界翻译界给了您极大的荣誉。  

草婴：我曾两次访问前苏联。１９８５年是作为中苏友好代表团去的，去了两个星期。在那里，我特意参观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列夫·托尔斯泰拥有一个占地５７００亩的庄园，里面有树林与湖泊，就好像一个风景区一样，不过这是他的外祖父传给他的遗产。  

１９８７年，在前苏联召开国际翻译大会，我被授予“高尔基文学奖”，再次来到莫斯科。因为我无需翻译，就直接可以和前苏联朋友交谈。所以，他们中有的问我，你是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还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因为苏联最好的大学就是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当我告诉他们，我不是苏联留学生，并玩笑地说，我是在中国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他们为此感到十分诧异和惊奇。 

苏联大嫂：我的俄语启蒙老师  

记者：早就听人说过，您学俄语是自学成才，一位俄罗斯大嫂是您的启蒙老师，是这样的吗？  

草婴：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全家人从宁波逃难到上海。当时，国内首次出版了《鲁迅全集》共２０卷，定价２０元，我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去订了一套，简直如获至宝，我后来读俄文、搞俄苏文学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俄国老师教俄文的广告。我找到了那户人家，开门的却是一位人到中年的俄国妇女，看到我后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小孩，你来干嘛？”我说学俄文。她说一块钱学一个钟头。当时父亲每个月给我５个银元，我就说一个星期学一个钟头吧。   

当时没有一本俄汉词典，也没有任何教材，俄国女老师只是让我到书店买本俄语教科书《俄文津梁》。我每次去她家，她就根据那本书教我。我的另一个俄语老师是姜椿芳先生，他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们办了一个“新文字研究会”，我跟几个同学去学新文字。当姜椿芳知道我在自学俄语时，便开始辅导我，这使我的俄语水平大大提高。   

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跟前苏联塔斯社领导商量，在上海创办中文的《时代周刊》，我被邀请参加翻译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特稿等。到了１９４２年，塔斯社又创办了《苏联文艺》杂志，我当时翻译了我的翻译处女作——苏联作家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自此我开始了俄苏文学的翻译工资。  

记者：草婴先生，在您的作家履历表上，您名叫盛峻峰，“草婴”应该是您的笔名吧，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笔名？  

草婴：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我很欣赏，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来反映自己的性格、个性。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就是比草更小，草的婴儿。我觉得我们应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我很喜欢“草婴”这个笔名。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的翻译作品都用这个笔名。  

文学翻译：原版的艺术再创作  

记者：第１８届世界翻译大会前不久在上海举行，会上，围绕“翻译与多元文化”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注意到，作为翻译界的老前辈，你依然十分关心我国的翻译事业，对与会提到的有关“翻译水平下降”、“翻译与文化关系”等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草婴：在报纸上我曾看到过一则《翻译枪手一周竟赚２．５万元》的报道，还披露了某些出版单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三个月竟能翻译出１００部“世界名著”的“纪录”，很震惊。当今翻译界出现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等丑恶现象，我也时有耳闻。这是商品经济的渗入，浮躁情绪在翻译界的反映。为利润，一本书争相出版，有的错误百出，有的流水作业，有的真的用电脑“对号入座”。一本几十万字的译作不用一月就能问世，而在我们看来的“游戏制作”，竟堂而皇之地上了书架，翻译界的这种现状令人心痛。  

为什么眼下的翻译界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我上述提及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不少同志，甚至是编辑先生，还不懂得什么是“文学翻译”而造成的。我认为，翻译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艺术性翻译，另一类是非艺术性翻译。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的翻译，它有一个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其他的外交翻译、时事翻译、科技翻译等是技术性的翻译，这都可以用计算机来做。但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行，一万年后还要用人来做，这与不能请机器人来写小说是一样的道理。艺术与技术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艺术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而技术就没有这些，这也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从事文学翻译也要创造形象思维，就是头脑里要有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好的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都能使读者产生很鲜明的形象。  

记者：我刚才在您的书橱里看到，您把列夫·托尔斯泰的原著都翻烂了，为了翻译，托翁的书您看了多少遍？  

草婴：十来遍吧，有的更多。不看不行啊！因为每个翻译家都有他的局限性，要使被翻译的文学作品尽可能达到完美，尽可能与原著接近，那就要对原著十分的熟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人物有５５９个，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一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出现了，这就是形象思维。要翻译好作品，不仅要把人物关系理清楚，还得把各自人物的性格、特征、诸如习惯等搞明白，这是翻译前必做的案头工作。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生动的翻译语言介绍给读者，他介绍得好，就是成功了，他介绍得不好，就是失败了。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文学翻译家也不是能够翻译所有作家的作品。现在一些没有经验的出版社，往往不理解这点，甚至以为一个翻译家肯定是样样都能翻，只要你懂外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会。  

记者：阅读老一代翻译家的翻译作品，能够看出翻译家个人的翻译风格，比如看到罗曼·罗兰的作品就会想到傅雷，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就会想到草婴。但我们现在读一部外国作品，翻译者往往被疏忽，读者直奔作品本身。为什么？  

草婴：翻译家的这种特色也叫翻译风格。应该说，凡是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因此一个文学翻译家在他翻译时，首先要尽可能掌握原著作者的风格，然后翻译家要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水平，来转达原著作者的风格。这种转达不是百分之一百的转达。因为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都有其各自的文字上的不同特点。文学翻译家实际上担负着在外国文学家或作家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又起了一个沟通原著作家和译文读者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作用。  

另外，文学翻译家本身也必须有其自己的文字风格，这文字风格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傅雷的翻译是大家公认的，他是老一辈翻译家，与我私交较好，他能够很完美地传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我想，不是所有法国作家的作品傅雷都想翻译的。同样，我也是这样。  

记者：目前国内的译文稿酬仍在沿用十几年前的标准，稿酬偏低的现象在世界文学翻译界也较为普遍，据国际译联统计的数据显示，文学翻译是所有翻译工种中收入最低的群体。目前文学翻译的粗制滥造，是否还和翻译“贬值”有关？  

草婴：当然有关。稿酬，关系到对社会劳动承认和价值取向问题，不仅关系到译者的积极性，还关系到后继人才的培养。我曾是上海人民代表和两届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所以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提高文学翻译的稿酬，但收效甚微。我想，这还与不少人不知“文学翻译”的特性有关。现在翻译稿费不分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全是５０元／千字。这是他们看不到文学翻译的再创作性所为。有人以为文学翻译只是原作的改编，所以只以原创的一半付酬，且不知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再创作。所以我担心如此下去，或把文学翻译当作文件翻译来搞，或正如有人用电脑搞“直译”，而真正搞文学翻译的人会越来越少。这无疑是文学翻译的悲剧。我不愿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