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武是迄今为止丹·布朗所有作品的主要译者，从《达·芬奇密码》直到最新的《骗局》，以及将要出版的《丹·布朗传》。这位美国小说家大红大紫的奥妙何在？朱振武的解释是——
得天独厚的家庭因素，丹·布朗一点没有浪费。
丹·布朗的感觉难能可贵，而且他重视实地取证，做事不言放弃，力求完美。
丹·布朗既满足了人们的阅读快感，又调动了人们的智力，成为消除“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对立的典范。
■《达·芬奇密码》真是一本该死的书——拿起它我就再也放不下
“拿到《达·芬奇密码》那天，我是从早上开始看的，结果一看就是一整天，我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不想干什么别的了，吃饭都这样的……”朱振武回忆当初看《达·芬奇密码》时的情形，很形象地比划起来：歪着头，一边眼睛盯着书，一边看也不看地往嘴里划拉饭。“不是因为工作需要，是被它吸引住了，就像小时候读喜欢看的书似的。我这四十多岁的人，已经有多少年不这么看书了，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阅读已经过于理性化了。这一次却埋进去了，自己完全融到书里去了，看得津津有味。”
那是2003年的事了,从这一刻开始，朱振武和丹·布朗结缘。几年下来，他主译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四部小说，以及相关的《破解〈达·芬奇密码〉》等书，最近翻译的丹·布朗的同乡作家莉萨·罗格克写的《丹·布朗传》，大概再过半个月也要问世了。在中文世界犹如热带气旋般的“丹·布朗热”里，安坐台风眼处的他，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朱振武是上海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的教授，研究方向是英美小说美学。最早他是在亚马逊网站上看到《达·芬奇密码》的介绍。他说他有这么个习惯，常到亚马逊这类网上看看，“它对最新的书都有介绍，这方面很权威。”“另外也经常看纽约的图书排行榜，还有美国每年的国家图书奖等各大奖项出来，都肯定会关注。因为我年龄还不算大，应该跟上这些新的变化。不是说搞研究就是只关注纯经典的东西，或者说纯粹的所谓的严肃的作品。”
“在亚马逊网站突然看到《达·芬奇密码》的介绍，只有几页的小说梗概，也提到作者以前的情况。丹·布朗以前的《数字城堡》我注意过，但没有详细地看过，知道在电子版的排行榜上排过第一，可电子版我们进不去，看不见。”
“网上这个梗概看上去就很吸引人。给出版社推荐《达·芬奇密码》时我说这本书非常好，可读性特别强，卖个五万六万是轻松的事情。”随后有关的人迅速把书快递过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朱振武借用一位美国作家评价丹·布朗另一本书的话来表达他相同的感受：真是一本该死的书——拿起这本书我就再也放不下，不把这本书读完我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因为拿到中文简体字版权的时候还比较早，《达·芬奇密码》在美国尚未像后来那样大红大紫，据说版权引进费只有几千美元，后来它在排行榜上高踞不下，“洛阳纸贵”，版权费也水涨船高，几个月之后，中文繁体字的版权就不是这样的价格了。朱振武的判断不错，他用了四个多月翻译这本书，又修改一个多月后，这本书首印三万，一个月里就7次印刷，到现在已经第29次印刷了。
■中国和丹·布朗类似的作家，或许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
就像朱振武翻译这几部书的顺序一样，在美国，《达·芬奇密码》2003年出版，逐步升温，最终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之后，人们回过头去再看丹·布朗的前几部作品——1996年出版的《数字城堡》、随后出版的《天使与魔鬼》、2001年出版的《骗局》，发现原来它们都极具可读性，这三部书全部进入2004年美国图书年度销量排行榜前十名。
“都说《达·芬奇密码》出来之后丹·布朗才被出版社认可，其实不是这样。”朱振武另有说法，他说前三本书出来，虽然在市场上没能大红大紫，每本书就卖数千册，但出版社看准丹·布朗的潜质，认定他行，写的书就是好看，于是出版社预付40万美金，让他写下一本书，可以说《达·芬奇密码》成功并不是那么意外。
“其实更有眼光的是布莱斯”，朱振武谈起丹·布朗的情况相当熟谙。他说，丹·布朗是学文学的，曾做过英语教师，但在他年纪不大的时候，一直想做创作型的摇滚歌手，就是在那个写歌、唱歌的阶段结识了他妻子布莱斯。布莱斯比他大十几岁，当时在美国音乐学会里当一个主管，她非常欣赏他，帮助他完成了两张专辑。两人做了好几年努力，感觉当摇滚歌手难成大器，要朝其他方向转向，布莱斯还是非常相信他能成。1994年两人在塔希提岛度假时，偶然看到谢尔顿的《末日追杀》，丹·布朗大学时看的基本都是经典著作，几乎没读过几本当代小说，看了这本畅销书就说：这样的书我也能写。此后他就写出了《数字城堡》。
“看丹·布朗的这些小说，你会好奇他哪来这么多知识，而且信息那么准确，特别是最新的，甚至有些科学家都不知道的前沿新知哪儿来的呢？而且他能够在小说里把科学实证和文学想象结合得天衣无缝，让人觉得很可信，是很难得的。”朱振武分析，丹·布朗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曾获美国总统奖的知名数学教授，母亲是职业宗教音乐家，“科学、艺术与宗教”的家学对他的影响在作品中留下了痕迹。他本人对破译密码及秘密组织等兴趣浓厚，早年曾在西班牙学过艺术史，妻子又是一位艺术史学家。这些得天独厚的因素可以说是一点没有浪费地体现在四部作品中。
“此外，西方许多作家喜欢把知识融在作品里，他们习惯坐在图书馆里写作。中国作家多是坐在书斋里写个人的体验，是自省型写作。鲁迅曾说清代小说《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是‘以小说见才学者’。《镜花缘》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比较少，李汝珍确实博学多才，小说涉及医学、音韵学、诗学及诸般杂艺，你会感叹这个作者怎么这么有学问？但《镜花缘》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看，普通读者还真看不好这本书。丹·布朗的小说知识含量高，是因为他下了大工夫，每部书的前面他都有一个长长的感谢名单，都是帮他查找专业资料的图书馆人员。他自己还要做很多实地研究，他称之为‘取证’的工作，比如为了写《达·芬奇密码》，他在欧洲，特别是在巴黎卢浮宫，下了很大的研究工夫。”
■树大招风，有许多作家就是找个机会炒一炒，告得赢告不赢其实倒不是目的
针对前不久有人传言《达·芬奇密码》其实是丹·布朗的妻子捉刀写的，朱振武的判断是：这个猜测缺乏依据。他认为丹·布朗因为曾是大学老师，教英语写作、文学，所以语言非常规范，几部小说文体风格一以贯之，翻译的时候也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不是别人能替代的。而布莱斯没有搞创作的背景，而且他们以前写的几部东西，包括“女人应该躲避的187种男人”这种书，布莱斯主要做后期的推广宣传工作。但布莱斯显然非常有灵气，他们一同去巴黎去罗马取证，布莱斯像高参一样，随时提供意见，丹·布朗的成功绝对离不开妻子，他一再说“我的灵感源泉，其中之一来自我妻子”。
至于正在法律过程中的《圣杯圣血》的作者起诉丹·布朗抄袭案，也看过这本书的朱振武看法是：案件中说到峋山隐修会，说到耶稣有妻子并有后嗣，妻子就是抹大拉的玛丽亚，以前还有很多典籍也都说到了。文学创作借鉴了哪些文献，从哪句话产生了灵感，这算不上抄袭。“树大招风，有许多作家就是找个机会炒一炒。现在大约有十多个作者告他吧，告得赢告不赢其实倒不是目的。开玩笑不是说要成为名人必须‘有人告你，有人骂你，还得有绯闻吗’？”
朱振武显然是站在丹·布朗一边，激赏溢于言表：“他的感觉难能可贵，加上他做事不言放弃，力求完美，所以写出的东西可以左右逢源。他说自己最善于使用的就是删除键了，比如《达·芬奇密码》的草稿写了1000多页，最后删到了300来页，很紧张，没有一点冗赘。”
在翻译过的丹·布朗的书中，朱振武宣称《天使与魔鬼》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部，除了“大家都喜欢《达·芬奇密码》，好像是把《天使与魔鬼》冷落了”这个原因，还因为他觉得后者有很深文化含量。第二个，《天使与魔鬼》无论从内涵上还是可读性上绝对不逊于《达·芬奇密码》。逐一消解了人性与神性、善与恶、科学与宗教这些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处于二元对立的中心概念。
“现在人们又想读有阅读快感的，又觉得纯粹感官刺激的书太廉价。丹·布朗的书满足了人们的两种需求，既体验紧张、刺激、神秘及甜蜜的阅读快感，同时文化含量和智力方面都动员起来了。在紧张的情节中往往还穿插着对哲学、史学、伦理道德的思考，对现实世界所产生的人文焦虑。成为消除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对立的典范。”
“文学，特别是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这个也是公认的。纯叙述的东西已经被电视、网络取代了，至少已经被挤压了，而丹·布朗让人们对小说这一久已低迷的文学样式刮目相看。我看《达·芬奇密码》，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严肃文学去看待，也不是当通俗文学去看待，为什么？我们离它太近，要拉开一段距离再去说话。现在我就给它定位成‘文化悬疑小说’，而没有说这是通俗小说什么的。其实许多通俗小说实际已经转化为经典了，像爱伦·坡的东西，我们很难说它是通俗小说了，许多的文学现象都渗透了他的东西，甚至当下流行的文化里面，上海的什么爱伦坡公寓，坡牌鼠标，等等等等，他渗透在雅俗两个领域。或者说渗透在人们的文化深层里。”
■有时候我都傻了，每个字你都看得懂，但拿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地道
“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书译罢满头秃。”这是朱振武在《骗局》的序言里提及的，在另一个场合，总结他翻译丹·布朗作品的经历，他说过：“译好一部‘密码’掉了多少头发，译罢一部‘城堡’少睡多少好觉，译就一部‘破解’累得差点吐血，译好一部‘魔鬼’平添多少皱纹。”
采访朱振武时，他谈起来最有兴致的话题就是翻译问题。他说：“以前翻译过那么多书，翻译的时
候我很少出门，都是坐在书桌这儿译，家里的词典加电脑，问题基本都能解决了。但是翻译丹·布朗的小说却是never before（前所未有）。”
谈话时朱振武一直没有中文里夹杂英文词的毛病，只有说到这句话才一边笑着一边加重语气强调说：“涉及到那么多学科，而且都涉及到比较深的东西，非常专业，术语之多、之专、之新、之难都是文学翻译中比较少见的。比如《骗局》涉及到的学科，如果统计的话，大的学科10个都不止，天体物理学、古生物学、海洋学、冰川学、陨石学、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航天科学、军事科学等等，这些东西把我搞得很晕，因为很多专业的词语是伏笔，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我一定要把这个查得非常准。”
《天使与魔鬼》中文版171页，丹·布朗假托弥尔顿写了一首诗，我查过弥尔顿没写过这首诗。“你从桑蒂的土冢举步，那里有个魔鬼之窟，穿越古代的罗马之城，揭开了神秘的元素。”开头我并不是这么翻，等往后看，发现每句话必须拆开来看，而且每个词都有所指，因为每个词在下面情节里都有用途，就来回返工，看在多少页后的情节里它还可不可以用。最后才定下来。这是个很繁琐的工作。
“有时候我都傻了，每个字你都看得懂，但拿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地道，自己都知道不地道，那么好，就要找各方面的专业人士看。比如翻译《数字城堡》时，远诚友加死了，说到死因，那个词我查了不同的几本大词典，解释是不一样的，可我不能解释性地翻译，得要一个准确的医学名词。后来我打电话给瑞金医院的一个主治医师，他告诉我这个只能叫‘心脏二尖瓣缺损’。这样的情况特别多。要找各方面的专业人士。”
我屋里的字典100多本，但远远不够用，翻译中的很多时间，特别是初期工作，是在图书馆里做的，那里工具书分得很细的，我就做一个单，去查，之后再找专业人士看。
“我最近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一篇论文，题目就叫《相似性：文学翻译的审美指挥》，副题：从丹·布朗小说的翻译实践看美学理念与翻译思维的互动。怎样才能译好，从术语上来说，要归化，要本土化，还要异化，陌生化要保存好，要把这两个的平衡掌握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定要本土化，否则你的目标语读者不能接受，没法读。归化得过了也不行，像五四之后许多先生搞的翻译，比如林琴南不懂外语也翻译了170多部小说，他有一个得力助手，口头给他译，他就用非常典雅的文言写下来。还有严复翻译《天演论》，也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那些译文是很好的，现在我们读起来还觉得余香满口，但就是归化得过头了，怎么看都是中国人写的，不是外国人写的。等于我们改写了，我认为这不叫翻译，叫编译、改译。翻译家有时候太低地估计了读者的阅读能力和接受能力，把读者当傻瓜，就怕你读不懂，解释性翻译，破坏了原文字里行间的那种美、那种意境，那还是文学作品吗？”
对于去年年底前发端于网络的那场对于朱振武翻译差错的诟病，他一笑置之。“挑错，避免不了。书卖到一百几十万册，读者有千万，对一些具体词句该怎么翻译，想法不会全和你一样，被发现这儿那儿不地道，百密一疏也正常的；而有些是熟人给你挑错，可能有一点别的意思。我知道；有的是炒作，在网上一炒，恐怕出版社开心死了。有人恶意中伤几句，攻击几句，这都是雕虫小技，无伤大雅。”
“网上有人说他20天翻译20几万字，说实在的我是自叹弗如，我打字也打不出来这么多。看这些只是感觉比较可笑，倒也不觉得可恨，蛮好玩的。”
“《圈套》最终改名《骗局》出版是因为有人冒名翻译，翻得一塌糊涂。写着朱振武译的，连序都写的朱振武的，把我糟蹋了，有人骂我，你干吗呢？因为作者译者出版社都冒名，这本假书也卖了不少。后来我没办法，改成《骗局》了。”他递给我看这本假书，“这种趣闻多了。”
“其实我的主业不是翻译，我是搞文学研究的，但外国文学研究其中一定要有一块是翻译，为什么？要把我觉得好的东西译介给汉语读者，这是你应该做的工作，或者说这样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做。那么多读者在读，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有意义。说实在的，作为大学教授，做的工作假如都是那种非常学院派的，或者写那些除了编辑看别人都不看的文章，这样我觉得意义也不大。这不是当下人们所应该看到的现代的教授形象。教授的价值应该体现在所做的工作是桥梁，使更多的人受益。文学作品读者面非常宽，我觉得这样你的价值能够体现出一点来。不要去想丹·布朗去年全美作家收入排行第三位，7000多万，有那么多人读这几本书，它毕竟是经我之手才转换成汉语。每当有人告诉我是一宿没睡觉看完的，我就感觉到这个工作是做成功了。”
■采访手记
朱老师的“杂货铺”
朱振武的书房，真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堆在矮几上，他编译的教材和学术著作专业指向明显，墙上仅有的装饰是两幅书法卷轴，书柜旁紧挨中式角几垂挂着一柄拂尘，书柜里文言典籍也不少。看这些，不大像一个西方文学博士后的书房。
更特别的是，他掌心捧一把小巧的紫砂茶壶，不时举到嘴边，就那么对着嘴悠然自得地抿上一口。他这个人感觉也像擎壶喝水这件事似的，轻松，率性，自得其乐。哈哈哈地笑着说一些争端的时候，不是表现出不以为意，而是真的不以为然。
据他讲，作为教授，他工作量很大，每周要上的研究生课和本科生课，加起来16节。他带的研究生是十六七个，本科生工作也很多，这两年又忙于翻译。
他一头卷发，并不少，只是略为有点发际线后退的迹象，“朋友打电话说看见你那句话了，‘一书译罢满头秃’，很好玩。写这话是开玩笑，但看出辛苦。我以前一头大卷发，现在头发明显的少了。我记得评教授答辩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问我，他说你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问一个和学术无关的问题，你的时间是怎么支配的？我说，说句最简单的话，他们在那儿睡觉的时候，我在写东西呢，在用功呢。我睡得少。”
刚刚说完两句正话，他又马上消解掉：“可能我的睡眠从小就偏少，人家午睡，我一点不困，就不懂干吗要睡觉啊，没办法我只能看书。我要是10点睡，凌晨4点就醒了，那我不如晚点睡，正常起。我倒没有硬克制自己不睡觉。”
朱振武是东北人，生于1963年，大学读英语系，毕业后教了两年书，之后经商，“建材什么的都很熟，虽然当时挣的不是什么大钱，但赚钱赚得很容易，钻进钱眼去了好像又很无聊，咱们不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考研吧。在上海读研究生，三年后工作，工作之后再读博士，读英美文学，毕业之后，读博士后，中间到美国一年。回来之后当教授，就在这个领域定下来了。”他说起自己的履历，所有的波澜就归结为这么干巴巴的几根线条。
“我上课属于比较享受型的，尤其在和学生交流时。我讲的课，他们觉得涉及到很多东西，可能这个线索一讲不知跑到哪儿去，可能很远。我就像一个杂货铺子一样，从小特别喜欢看书，很小就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包括《红楼梦》都读过，后来看浩然的，还有些并不是很好很有名的书，我都看得爱不释手，就是有看书的瘾。我爸爸不让我看到太晚，我经常是把灯泡放在被窝里，这样另一个房间看不见我窗子亮，偷偷地一看就看一宿。怎么看眼睛倒是也不近视，很怪。当时就想我以后一定当个作家，写书。当时卖弄一下文笔，得个小奖项，有时候还用文言写点东西，人家结婚我诌诌古体诗，玩一玩。到现在还有这个雅兴，但一直没有真正走上创作之路。到现在创作的心还没死，不定哪天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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