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读报，常可看到跟翻译有关的文字。有正面的，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语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翻译人员将是最紧缺的人才，应该注重翻译人才的培养；还有的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明显加速，同时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严峻地提了出来，而翻译工作则是文化多样性的有力保证。也有反面的，说目前高水平的翻译人员难寻，说如今的翻译质量远不如上世纪50年代，说坊间流行的外国文学名著复译，十有六七是借复译之名，行抄袭之实。一方面，是翻译的潜在市场在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是翻译的危机四伏，翻译的形象日趋黯淡。

除了公开的报道，与友人私下交谈时，也不时涉及翻译的话题，但涉及最多的还是人才问题。法国驻中国使馆的高层人员曾多次抱怨中国的翻译人才，特是能担任高层的国际会议的口译人才太少，以致像国际建筑师代表大会这样全世界瞩目的会议竟派不出像样的法语同声传译；商务印书馆译文处的狄玉明先生为寻觅合格的译者而伤透了脑筋，手头有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哲学社科著作难以找到合适的译者去翻译。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专门成立了申办报告评审委员会，评审英文版和法文版的申办报告，以免因申办报告的语言水准太差而招致申办失败。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更是为培养翻译人才而竭尽全力，曾有过拿出自己卖文而得的钱筹办国际翻译学院的想法。

无论是报上写的，还是私下谈的，人们对当今翻译的现状表现了普遍的担忧，季羡林先生曾以“危机”两字加以形容，试图引起人社会的警醒，然而问题一次次被提出，又一次次被悬置，明摆的事实似乎得不到认同，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得不到切实的解决。一个个疑问由此而生：莫非中国的外语教学机制出了问题？为什么培养出的外语人才难以满足国际交流的口笔译需要？翻译质量问题多多，其中已严重地阻碍了中外思想的双向交流，关系到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可为什么除了舆论界的关注之外，没有一级领导真正加以重视，把翻译问题真正当作一件大事去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翻译界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非视而不见，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曾经在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和研究。季羡林先生在给《中国翻译词典》作的序中，把翻译看成了保证“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这样的认识也不可谓不深刻。然而问题是，这样的认识只不过是翻译界内的一种自我认同而已；出了翻译界，无论是对普遍百姓，还是对上层领导而言，翻译在许多人的观念上，还是“雕虫小技”。时下，对翻译质量的担忧或谴责，多半也还是出于翻译界自身的一种危机感。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中国社会，尤其是当今社会，缺乏对翻译活动应有的认识和理解。

在传统的观念中，翻译是一种“复制”行为，翻翻词典，就可以翻译。谈起翻译，涉及的也就是“如何译”而已。对翻译的正面评价也好，对翻译的反面谴责也罢，总是在“如何译”的技术层面展开。于是，寻找翻译的问题，也就是寻找“译者”的问题。然而，若把目光再放大一点，我们不难看到，与“如何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在我看来，至少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是与“如何译”密切相关的“译什么”的问题。在真正着手翻译之前，首先应该确定选择什么文体来翻译。实际上，当我们把目光从“如何译”投向“译什么”时，也许可以发现目前的翻译出版界，最大的问题不是翻译的质量问题，而是对“译什么”的失控与盲目。出版社各自为战的选题引进，到底遵循怎样的标准？从事版权贸易的人员，对拟引进的图书如何评价？一哄而上的失控与缺乏标准的盲目，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选题的重复，低价值文本的大量引进。从小里说，这对于本来就有限的翻译人力资源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从大里说，把废品、残次品或甚至有害的东西引进中国，无论是对国人的精神塑造，还是对民族文化建设，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说“译什么”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实际、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那么，与“如何译”和“译什么”有着本质联系的“何为译”、“为何译”和“译何为”这三个问题，看上去似乎与我们时下关心的翻译问题无涉。但实际上，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若没有足够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重视，时下的翻译问题将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何为译”，是个形而上的观念问题，也是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的认识问题。如果学术界和领导部门在思想上把翻译看作只要懂点外语就能翻译的雕虫小技，那么就自然不会意识到培养翻译人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自然不能指望中国的大学设立真正的翻译专业，更不能指望开办高水平的翻译学院。正因为普遍看轻了翻译，所以也就不能指望把学术翻译看作重要的学术工作，于是也就不能指望有多少懂专业、有水平的学者去翻译高难度的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了。也正因为普遍看轻了翻译，所以像外文局、马列主义编译局这些部门如今难以受到真正的重视，翻译人才严重青黄不接。也正因为普遍看轻了翻译，有关翻译的问题再多，再突出，也不能指望政府的哪个领导部门牵头，开一个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开过一次的“翻译工作会议”，以真正发现翻译问题，解决翻译问题。

翻译问题不能不说重要，只要认真考虑一下“为何译”的问题，就不可能忽视翻译活动背后起着重要作用的一切因素。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曾把翻译当作“救国之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也是把翻译当作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争的民族解放之道。时代变了，为了救国救民而去翻译的崇高动机如今在许多人看来甚至有点可笑。但是，若失去了翻译的大方向，没有了价值坐标，又有什么理由去谴责那些为了几个少得可怜的钱而不惜玷污了灵魂的小人去“抄译”呢？

如果像季羡林所说，翻译是永葆中华文明青春的万应灵药，那么切不可大意，翻译是一把双刃剑。“译何为”？从历史上看，翻译起的作用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如果翻译选择得当，选择的是有益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外国文化精华，且翻译策略正确，手段得法，有助于目的语文化的吸收，但若翻译失控，选择盲目，质量堪忧，那么，翻译也可以像国内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孽”，起到让中华民族文化“溶血”的反作用。鉴于此，翻译决不仅仅是译者译得好不好的个人的小事，它是关乎到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发展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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