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语种文学翻译面临生存压力正是目前外国文学在文化消费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反映。来自文化氛围的、教育背景的、市场环境的种种原因，正合力将一些东西挤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视野。

　　李清先生对《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专题“小语种翻译的现状和忧思”颇有不满，认为小语种的翻译人才并不缺乏，无需媒体“忧思”之劳。以一名读者的眼光检索近年的中国出版界，得出“小语种的（文学）翻译人才并不缺乏”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勉强。眼前最有意思的例子是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文集。这个文集原计划出版19册，但2003年至2004年间连出六本之后就没了下文。

　　相关出版者在接受采访时称，此前六本作品的译者全都超过了70岁，翻译工作难以为继，出版社方面自然也只能忍痛暂停了出版计划。

　　而此前王晓鹰导演制作《失明的城市》，据《新京报》观剧调查，4成观众是“冲着原著而来”，萨拉马戈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但这位小说大师长篇作品的中文版，多少年来就只两部。多个出版计划因为找不到译者只能搁浅。这样的掌故在文学爱好者中广为流传，想来李清先生是没有听说过的。

　　李清先生指过去几十年东欧语种人才较多，翻译水平较高，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政治环境有关。这个说法当然能成立。不过需要提醒一句的是，东欧语种因为此前的着力栽培，人才储备较为丰富，社会关注度也更高一些，但即使如此，依然出现了“后继无人”的议论——骆驼都要瘦死了，何况几匹小马？

　　小语种文学翻译是否堪忧，不同的人回答，结果或许不同，不过小语种文学翻译的现状如何，也是不言自明的。

　　关键是要不要给小语种翻译开药方，开个什么样的药方。

　　按照文学翻译专家的意思，由政府承担起培养小语种文学翻译的重任，让国家出钱把一部分“盗火者”养起来显然是不合适的，何况担着“盗火者”重任的人，也不该受到任何类似的供养。

　　这就好比之前讨论，“政府是否应该负担作家的基本生活”一样。和其他文化活动一样，文学翻译也是一个直面市场的活动。完全没有市场价值的翻译，自然也是毫无价值的。反过来说，有价值的翻译活动，也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价值的转换。如今小语种文学翻译出了问题，自然需要从市场上去找原因。

　　去年下半年，曾经爆发过一场关于“翻译稿酬”的讨论。翻译家代表与出版社代表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翻译家认为稿酬太低影响翻译者的积极性，出版家认为翻译难度降低，译著市场偏仄，目前的稿酬反映了实际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那场讨论的翻译者大都出身“大语种”，讨论得虽然热闹，却照应不到小语种的现实。毕竟英、法、日、俄诸语言学者众多，从中遴选语言功底过硬，又热爱文学的译者虽是难事，却并非不可能。因此，尽管总的译文水平大大下降，但并未影响到“大语种”的出版活动。

　　对小语种来说，学习者的基数较小，从中寻文学爱好者不易。何况，由于学校教育过于强调语言能力，而忽视包括文学能力在内的综合能力的培养，能做文学翻译的更是难得。随着对外交流活动的增加，语言水平稍高者即使不能进入某些特定的领域工作，也能谋到利润丰厚的翻译差事，比如翻译技术文本或者从事口译工作等等，甚至可以去译些外文畅销书，而没必要对着千字60元至80元的出版翻译稿酬生闷气。

　　事实上，包括小语种在内的文学翻译活动面临这样的生存压力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正是目前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所占份额的反映。来自文化氛围的、教育背景的、市场环境的种种原因，正合力将一些东西挤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当然，这已经不只是小语种文学翻译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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