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哈金，前几年著有《战争垃圾》（《War Trash》）一书，原文以英文结撰，这是翻译过来的书名，就内容并书名而言，这可说是牵强生涩的译笔，还有翻为《战弃物》的，也较生硬。早有中文恰切的词汇却弃置不用。其实佳善而现成的翻译应是《炮灰》。

早有识者指出，近年来外国书籍中译本质
量直线下降。最深层的原因，乃在于译者的文艺素养，包括文学教育水平下降，导致翻译艺术日渐衰微。其间，症结出在中文的翻译而非国外原作的写作水平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翁戏剧中译本，多次重版，历年都采用朱生豪旧译。新译本不少，那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社方承认，朱生豪译著之所以历经考验，在于他驾驭中文的能力，而不尽是作为语言学家理解英文的能力。

阎克文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谈政经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译，他说这个中译本给读者制造的阅读障碍令人吃惊，里面出现了诸多罕见的翻译错误，由此造成的显性或隐性的破坏性影响可能难以估量……甚至将“圣·方济各的第三会”这样深具历史文化含意的短语或句子翻成“圣·法兰西斯的第三条诫令”，这和那些把孟子翻成孟修斯的译者一样，既能无中生有，也敢有中生无，下笔即错，错到离谱，令人浩叹。

阎先生经统计发现，根本性的错误共有一百三十二处，而中译本一共只有二百五十二页，平均不到两页即错一处，“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经典文本，其思想密度、知识含量和逻辑严谨性都具有高度凝练的性质，每一个术语、概念和词组在整个逻辑链条中几乎都是无可替代的”，但这样的译文却堂而皇之出笼了。

如阎先生所指出的错误，可谓触目惊心。当今如《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新译本，拜读之后几乎是一无所得，甚至所得信息完全错误，与原作的思想文采措置更全无关涉。这样的译本导致，他不说你还明白的，他一说你反而糊涂了。

民国初年引进不少思想文化类的欧西著作，但那时的译家，在译出原意之外，于趣味或思想，尚有种种增进。译者善于整体把握，细节尤其是抽象的哲学概念、新出的社会学概念，渊然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观念学术概念结合通融，或者产出新境，祛除生涩之病，颇有种种神来之笔。

据2006年10月的《南方周末》，介绍刘伯承早年留苏的经历，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面精通了俄文，其后陆续留下大量原创兵书，以及近两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好些军事术语经他翻译，成为确切不移的精品译文。像“混成旅”，当时部队开始合成，一个旅有步兵骑兵还有炮兵，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游击战”较早前来源于西班牙语，在国外通常称作“黑猩猩战”，系指丛林作战方式仿佛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的袭击，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另外还有“司令员”、“炊事员”等都是他的妙译。

刘伯承的古文基础打于清末民初，其后戎马倥偬，似乎从未放松从典籍中吸取养分。

今天的译者，好比走山麓，只能慢腾腾令人烦躁地走下来，多的是一步一趔趄，偏偏倒倒，替他着急。不像民初的译者，他们可就有慢跑、快跑、攀缘、小憩的能力与功夫。

译家的修养不够，中文的似通非通，英文的一知半解，杂学或专业的捉襟见肘，导致译著惨不忍睹。就像香港歌星某，想请岳飞给她的歌曲填词一样，其实学界大师巨子也有类似情形。有人研究龚自珍，说他精通欧美的新思想，证据是，龚自珍的文中多有西方之学字样。江西师大的刘世南老先生看后一时啼笑皆非，指出这是一个瞎话和笑话。盖以西方者，在当时专指印度。而我们现在所谓西方者，那时叫泰西。

学界充斥这种荒诞离奇的无根游谈，今人的著作书籍，又怎么取信于人呢？好像潲水油之于食品一样，今人的翻译作品一样是不可信。

怕看翻译作品，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的译者，他们乃“文革”后成长的一代人，板荡的年月正在吃奶——文化之奶水，所得文化渊源几乎为零，其间且有断奶、无奶、假奶、劣奶之虞，他们“学成”之后，所译述的文学、文化、学术、科技史等著作，多是词不成句，使其意义乖戾流失，或者前后截答错出，伤于凌乱破碎。他们的知识半径极为局促短小，影响到文采、思想绝无复现或再生的能力；而知识阵地又孤立孱弱，据点单一，操觚上阵，略无奥援，结果可想而知。

译文面目可憎，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那些从事翻译的人，不特中文水平可疑，也“坏在他们的英文不是很好”。中英文修养平平，“就很容易让两种语言发生混淆使用的情况”（《参考消息》2007年4月11日）。如此一来，其行文或不清纯，或怪里怪气。余先生建议他们攻读中国古典经典小说，作为补救，因为古典小说有个特性，就是白话与文言的比例刚好。建议得宜，不过言之谆谆，听之邈邈，他们哪有时间去实行呢?

就目前情形而言，有人以为译者水准下滑，跟幼年即开始学英语有关，“想要找到好工作，就必须会说英语。所有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哪怕学的是中国古典文学，都要精通英语。拿到哈佛大学MBA学位的人成了大家效仿的榜样……”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不少名作家，如钱钟书、余光中、白先勇……都是外文系毕业，以及北京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的吴宓、吴芳吉等也可视为外文出身，又作何说？孙中山、林语堂、梁实秋都是早年学外语耗费大量心力，同时中文的涵养也向纵深开进，事实上是双向发展，齐头并进。可见关键还在于教育的文化取向、文化底蕴方面。在他们那里，两种或多种文化碰撞，悠然神会，那才真正可以体会翻译的妙趣，体会“中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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